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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西北的一处隐秘基地，宴会刚刚结束，罗金上校悄悄地推开了孙继先办公室的门。他此行是来做最后的告别。
简单地表达了离别的心情后，罗金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他将笔记本放到孙继先手中，用力按了两下，随后做了个拍照的动作。孙继先立刻心领神会，紧握罗金的手，低声用俄语道：“谢谢！”
孙继先能猜出这个笔记本的重要性，也深知罗金冒着多大的风险才交给他。罗金离开后，孙继先立刻拿起红色保密电话，向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此事。
展开剩余90%周总理一接到消息，便果断下令：“立即找人拍照，无论资料是否有用，都要全部拍下来，日后再详细分析。”他反复叮嘱孙继先，务必严守机密，确保罗金同志的人身安全。
孙继先是山东曹县人，1955年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军衔。1957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的孙继先接到中央秘密命令，带领20兵团从朝鲜“消失”，不久后，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
这支部队的任务随后公开：为中国筹建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基地。1958年春，经过孙继先和专家团队反复考察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基地在甘肃酒泉正式动工。
1959年2月，孙继先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也就是东风导弹基地的司令官。他奉命组建导弹发射试验部队，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导弹发射试验力量。因为导弹试验部队由多个兵种联合组成，孙继先将军戏称自己“从兵团司令员变成了杂牌军司令”。
早在1948年，我党就向苏联请求派遣专家支援我国经济建设。1949年，苏联代表米高扬抵达延安，与毛主席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同年8月，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带回首批200名专家，支持我国各项建设。随后多年，大批苏联专家陆续来到中国，助力发展。
1959年3月起，91名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由罗金上校任组长、谢洛夫斯基上校为副组长。他们将导弹技术传授给中国专家，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作为基地司令的孙继先，每次罗金上校授课他几乎必到。即使因工作忙碌无法亲自听课，也会让秘书任克代为出席，并要求做好详细笔记。
罗金上校初次授课时，考虑到两国人员语言差异，讲课语速比平常放慢许多。一次，他发现任克几乎没有停顿地埋头记笔记，感到疑惑，便问：“同志，你能听懂俄语吗？为何一听我讲就一直在记？”
任克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上校同志，我是在听翻译同志的译文，您讲得太多，我一时写不过来。”
听罢，罗金上校明白了缘由，后续讲课时，他不仅继续放慢语速，还会故意留出时间，方便大家记录重点。
罗金上校的体贴关怀之外，谢洛夫斯基上校也同样善意十足。导弹技术是任何国家的最高机密，苏联专家授课时，克格勃人员常常随堂监督。
有一次，因克格勃在场，谢洛夫斯基只能按审定的讲义照本宣科，不能自由发挥。临近下课时，他趁克格勃提前离开，悄悄讲授了一些重点内容。
私下里，他还向孙继先透露：“我们提供给你们的实验数据有两套，一套是试验阶段的，不能用；另一套是成功阶段的，必须用后者。”
这简单一句话，帮助我国导弹研发少走了许多弯路。
面对苏联专家的无私指导，我们心怀感激。无论条件多艰苦，都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在生活保障方面。
1959年，新中国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极度匮乏。西北大漠更是苦寒之地，不仅解放军战士出现水土不服，苏联专家也难以适应。
他们来自生活水平远高于我国的苏联，饮食习惯以肉类、奶制品和甜食为主。周总理多次关心苏联专家的生活状况，特别强调优先保障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条件。
为确保苏联专家的肉食供应，还特意调拨了北京填鸭和东北哈白猪。可问题来了：基地没有合格的西餐厨师，甚至没人会烤面包，这让孙继先十分头疼。
最后，由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出面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及哈尔滨方面求援，成功找来了几位西餐厨师，确保苏联专家的西餐供应。
基地范围广阔，专家们分布在各处。为此，专门安排车辆定期配送生活物资，并购置了十台冰箱，确保生鲜食品的储存。
一些苏联专家提出缺少娱乐设施，基地遂添置了台球桌、棋类游戏等设施，每周还举办两次舞会。
以上措施仅是东风基地改善苏联专家生活的缩影，医疗、生活服务（如衣物清洗、在干旱西北洗热水澡）等方面也都尽力满足，使他们在良好环境中助力我国建设与学习。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科研人员进步显著。196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开展仿制苏联P-2导弹（代号1059）的发射试验。
孙继先接到中央命令，反复强调：“抓紧、抓紧、再抓紧，多学、多学、再多学。”
从中，他隐约感觉事情不太寻常。
5月26日，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巴托夫大将莅临东风基地。表面上他是来关心苏联专家，实则是来察看我国P-2导弹仿制及发射训练进展。
考察结束前夜，孙继先按照惯例为巴托夫举办欢送宴会。谁料宴会尾声，巴托夫突然宣布一则震惊所有人的消息：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可以和罗金上校及谢洛夫斯基上校道别了，他们明天将随我一同回国。”
消息突如其来，不仅中国方面震惊，罗金和谢洛夫斯基也毫无准备。
孙继先心中疑惑并愤怒，但仍礼貌问道：“总顾问先生，现在P-2研制已至关键阶段，他们怎能此时离开？”
巴托夫简单回应：“我的祖国需要他们。”并补充，第一试验部组长契尔柯夫将留下，继续指导发射任务。
正是基于这一突发事件，才发生了前述罗金将笔记本交予孙继先的关键情节。
与此同时，谢洛夫斯基上校与基地参谋长徐明少将在宿舍共饮送别酒。两人虽相识不久，却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
临别时，谢洛夫斯基请求徐明送他几本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纪念，具体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合称“老三篇”。
这三篇文章，毛主席于抗战时期撰写，字数虽短约三千字，却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文章总结了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白求恩无私国际主义的奉献，愚公移山故事则结合当时党内外形势，提出了坚定信念、排除万难的口号。
在五六十年代，这三篇文章成为全国学校必学教材，被简称为“老三篇”。
谢洛夫斯基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他被中国人在恶劣环境中仍保持的坚强意志和无私奉献深深感动，于是请求带回作为纪念。
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离开后，基地的工作依旧紧张有序。孙继先将拍摄的笔记本照片专人送往北京，专家鉴定后确认资料真实且极具价值，对我国科技进步意义重大。
多年后，孙继先提及这两位苏联专家时，满怀敬意地称他们为：“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更是像白求恩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仿制P-2导弹研发顺利推进的同时，基地遇到新的难题，导致进度受阻。
原因在于继任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柯夫的“严谨”态度，尤其是对导弹推进剂的要求。
仿P-2导弹使用酒精作为燃烧剂，液氧作为助燃剂，后者至关重要。
契尔柯夫坚持助燃剂必须进口自苏联，认为国产液氧质量无法保证，担心燃料问题导致试验失败。
虽然我国已有液氧生产能力，但契尔柯夫拒绝使用，坚持苏联进口。
液氧常温下难以储存，且需从西伯利亚经黑龙江运至西北基地，这给后勤带来巨大压力。
为了确保任务完成，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要求。
但新问题接踵而至：苏联迟迟未按计划交付液氧。
原定两批液氧分别于5月25日前和6月5日前抵达，但苏方以各种理由拖延，直到7月仍未到货。
7月中旬，孙继先接到中央通知：因不可抗力，苏联无法履行合同。
这令孙继先大为恼火，他意识到契尔柯夫所谓“严谨”科学态度，其实是拖延试验进度的借口。
苏联撤回罗金、谢洛夫斯基也都是制造麻烦的策略。
认清这一点后，孙继先果断下令通知吉林102厂自主生产液氧，并火速送往东风基地。
不久，国产液氧抵达，并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指导下全面检测，结果完全符合发射需求。
然而契尔柯夫仍坚持国产液氧存在技术缺陷，阻挠转用国产推进剂。
双方因此爆发激烈争论，难以调和，孙继先只得向中央请示。
正当此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发出正式通知，决定召回所有援华专家，单方面终止援助合同和设备供应。
回顾历史，苏联撤援背后有多重因素。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分歧。
此外，中苏关系因三件具体事件破裂：1958年中国拒绝苏联在华建长波电台；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意图掌控中国领海；金门炮击事件，苏联不满中国未获其同意擅自行动。
7月16日，苏共中央会议决定召回专家。
当时东风基地仍有54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
接到通知，孙继先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
临别前夕，位于北京国防五院的苏联专家、导弹发动机组组长施涅金应中国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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